| 标题：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研究项目专题研究报告 | ||
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研究项目专题研究报告 项目名称： 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研究 项目编号： KT201206 承办单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 张 春 2012年11月30日 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研究 目 录 报告摘要 I 正文 一、中非关系面临的新形势 1 （一）国际舆论环境日趋严峻 2 （二）中非关系面临转型压力 4 （三）国际期待持续上升 6 （四）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紧迫性 7 二、中非关系的物质贡献 9 （一）非洲危机态势的稳定力量 9 （二）非洲冲突后重建的支持力量 12 （三）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力量 15 三、中非关系的战略意义 17 （一）提升非洲国际战略地位 17 （二）促进对非合作机制发展 20 （三）推动国际体系转型 23 四、中非关系的理论启示 28 （一）丰富国际关系理论 28 （二）建构南南合作理论 31 （三）完善国际发展理论 33 五、政策建议 36 （一）改善中国在非国家形象 37 （二）提升海外利益保护能力 38 （三）建构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 39 （四）完善中非合作机制建设 40 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研究 报告摘要 中非关系目前面临三个新的形势发展：国际舆论环境日趋严峻；中非关系转型压力日益凸显；国际期待不断上升。这提出了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迫切要求，本报告系统讨论了中非关系的物质贡献、战略意义和理论启示，并为巩固和拓展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中非关系面临的新形势 （一）国际舆论环境日趋严峻 中非关系面临着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极为不利的“国际舆论联盟”，它由刻意抹黑中非关系的_国家、媒体和学术界，加上轻信误信的部分非洲媒体、学术和政治精英，以及对此漠不关心甚至火上浇油的其余新兴国家政府和精英等组成。同时，国际对中非关系的批评总体上陷于停滞，为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带来了机遇。 （二）中非关系面临转型压力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其升级与转型。在未来10-20年里，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三方面的转型压力：一是已接近完成的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向经济利益主导型的转型；二是从经济利益促进型向经济利益保护型的转型；三是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型向对称性相互依赖型的转型。 （三）国际期待持续上升 各类全球性危机的集中性和_性爆发，加上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导致非洲和其余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的期待日益增加。但在外部期待与中国能力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四）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紧迫性 尽管需要迫切，但对中非关系国际贡献的研究存在三个重大不足，即主动性不够、战略性不够、理论性和系统性不够。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必须超越传统的物质关切，既深入探讨中非关系的物质贡献，也探讨其战略意义和理论启示。 二、中非关系的物质贡献 中非关系的物质贡献，是指这一关系对中国或非洲的国内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直接推动，涵盖中非双边关系的几乎所有方面，但最为核心的是经贸关系。 （一）非洲危机态势的稳定力量 中国一贯支持非洲稳定危机或紧急态势的努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与非洲紧急性冲突或危机的调解；二是参与非洲的长期性和自然性危机的缓解与应对。 （二）非洲冲突后重建的支持力量 非洲正从冲突和内战转向冲突后重建，中非关系正从利益促进型转变为利益保护型，中国参与非洲冲突后重建日益重要。目前的努力主要包括两大类，即为非洲提供维持和平力量和参与非洲经济重建努力。 （三）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力量 中非关系正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向经济利益主导型转变，正朝向“发展伙伴”的方向演变，中国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同时发生在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上。 三、中非关系的战略意义 中非关系的战略贡献，是指它对超越双边关系的更为宏观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转型等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其提升中非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意义。 （一）提升非洲国际战略地位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提升了非洲的国际政治和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美欧日等传统_大国和印度、韩国、土耳其等新兴大国对非洲的日益重视上。 （二）促进对非合作机制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既激活了既有的对非合作机制，也催生了新兴对非合作机制的建立，还诱发了与中国开展涉非三边合作的尝试。 （三）推动国际体系转型 中非合作促进了国际体系向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促进南南合作。 四、中非关系的理论启示 中非关系的理论启示是指这一关系的物质贡献和战略意义可为相关理论、特别是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的新要素和新洞察。 （一）丰富国际关系理论 中非关系可为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包括“中国元素”和“非洲元素”在内的新理论来源，还可提供替代性解释，包括修正既有的国际关系解释、以全新的话语解释既有现象和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新特征。 （二）建构南南合作理论 中非关系推动了南南合作的价值观建设——主要包括团结外交、平等互利和坚持传统国际关系原则，促进了南南合作的方法论发展、特别是资源政治经济学和政qu-a全等，使南南合作具有更为广泛的全球意义。 （三）完善国际发展理论 中非关系可为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国际发展学理论作出四个方面的贡献，即始终坚持发展目标、始终坚持平等发展、积极倡导共享性发展和积极追求有效发展。 五、政策建议 （一）改善中国在非国家形象 通过改善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接受度和认可度。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非洲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包括合理宣传中非关系成功经验，提升利用国际“软规则”的能力，改善对非公共外交政策体系，加强学术外交，等。 另一方面，确立中国“国际体系中的南方大国”国家身份定位，以应对外部特别是非洲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持续质疑。 （二）提升海外利益保护能力 通过强化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提升中国海外权益保护能力，同时坚持不称霸和不干涉内政。 强化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的战略原则为：以共性问题为起点，以涉我问题为重点，以热点问题为抓手，以多边机制为平台。 强化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的战略优先为：加强各层次的_维稳经验交流；强化对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建设的支持；积极参与非洲热点问题的解决；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推动涉非安全事务合作。 强化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的双边机制包括：国防部长、公安部长（警察局长）对话机制；地方警察合作机制；安全部门改革对话机制；安全研究合作与交流机制；等。 （三）建构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 通过建构全方位的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为非洲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物质性、战略性和思想性公共产品。 一方面，规划中非关系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包括系统设计衡量中非关系的指标体系，系统化和合理化历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各种举措，及早设计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的议题主题，等。 另一方面，规划中国的涉非三边合作战略，确立“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原则，明确合作对象优先次序从高至低为：南非；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国际多边机构；其他新兴大国；_发达国家。 （四）完善中非合作机制建设 完善中非合作机制建设，为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机制_保障。 首先，要完善论坛的机制_，提升论坛的定位：建立健全中国对非政策的完 ……（快文网http://www.fanwy.cn省略5311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也应看到，中非关系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仍然存在着重大机遇：首先，中国政界和学界都已认识到这一不利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应对措施，其典型是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其次，非洲总体上仍对中非关系持非常积极和正面的看法；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_对中非关系的不当批评在中非关系的成功事实面前难有新理念和新观点产生，只能走系统化、理论化和官方化的道路，进而为中国改善中非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提供了缓冲，也为建构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提供了“机遇之窗”。 （二）中非关系面临转型压力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其升级与转型。未来10-20年之内，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三方面的转型压力：一是自冷战结束便已启动的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向经济利益主导型的转型；二是从经济利益促进型向经济利益保护型的转型；三是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型向对称性相互依赖型的转型。 冷战结束启动了中非关系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向经济利益主导型的转型。首先是经济关系迅速成为中非关系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直至冷战结束前，经济关系始终不是中非关系的重心所在。[ Kerry Brown and Zhang Chun, “China in Africa - Preparing for the Next Forum for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Briefing Note, Chatham House, June 2009.]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开始全面调整与非洲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于1992年调整了对外援助政策，使对外援助与经贸合作直接挂钩；其次是于1997年召开首次“全国对非经贸合作工作会议”，成立了“对非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协调小组”；再次是于1999年启动的“走出去”战略。上述措施为进入21世纪后的中非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其次是中非交往增多导致中非相互认知从一种“距离美”发展为一种“近之则不逊”，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摩擦、中国商品的质量、中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都使得原本存在的美感被逐渐消失。[ H. Haugen and J. Carling, “On the Edge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Surge of Baihuo Business in an African 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8, No. 4 (2005), pp. 639–662; Mohan Giles and May Tan-Mullins,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as New Agents of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21 (2009), pp. 588–605.] 第三是前述的中非在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差异和双方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使曾经的意识形态共识和情感联系都逐渐淡化。 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第二个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前一转型的延续，即随着中非经济联系的增多，特别是中国在非洲利益存在的增长，中非关系正面临从促进经济利益向保护海外利益的转型。一方面，经济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在非洲的“走出去”战略已经达到了需要升级和转变的水平，如何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已成为“走出去”战略的下一重点。另一方面，尽管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非洲仍是全球投资风险最高的地位，各种政治风险、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普遍存在，使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充满不确定性。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对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的保护问题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与前两个转型或者接近完成或者已经启动相比，中非关系的第三个转型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就目前的中非相互依赖而言，更多是中国依赖非洲的各种自然资源和国际支持，非洲对中国的依赖则重点在于中非关系所创造的战略性机遇。但目前中国、非洲和更大的国际社会的发展可能使中非相互依赖关系发生转变。首先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所显然地，在经过改革开放头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内涵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改革开放头30年的中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_的转型，那么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起中国经济便面临着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第二次转型”。其次，部分得益于中非关系的发展，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增长的剪刀差缩小，将是中非相互依赖关系转变的另一重要推动力。基于21世纪头10年的发展，非洲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绝望的大陆”，相反却被认为“正在崛起”，未来10年非洲将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非洲占据8席。[ “The Hopeful Continent Africa Rising,” The Economist, 3 December 2011; Jakkie Cilliers, Barry Hughes and Jonathan Moyer, African Futures 2050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1), pp. 28-32.] 最后，以中非关系拉动的南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的发展，也将对当前的中非相互依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促使其向着更为对称的方向发展。 （三）国际期待持续上升 在中非关系迈入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各类全球性危机——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危机和国际_主义危机——的集中性和_性爆发，将中国推到了全球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待不断上升；具体到非洲，因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而在面临各类全球性危机时更为脆弱，进而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对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期待更大。与此同时，中国也同样遭受这些危机的重大影响，再加上中国发展水平的限制，导致在国际社会的期待与中国自身的实力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随着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有关中国国际责任的讨论正持续升温。中国责任论的兴起源于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其诱发因素则是当前体系性危机下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巨大成功，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走出阴影并在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上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对中国责任论者的鼓吹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是在既有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崛起的，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但中国目前并未对体系作出相应回报；第二，中国有能力回报现有国际体系、中国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做得明显不够，尽管中国已经表现出相当明确的意向。_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要求有两个重大特征：一方面，中国要在政治上和观念上采用_式的_民主，不可以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思想和道路来挑战_思想和道路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要在经济上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负起“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的重担，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背景下承担起“排放大国”的减排责任等。换句话说，如果说国际公共产品包括物质、战略和思想三个方面的话，_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提供的仅仅是物质性的，而拒绝来自中国的战略和理论性的公共产品。 在_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期待持续上升的同时，非洲对中国、特别是中非关系的期待也持续上升。首先，非洲原本严峻的发展与安全压力在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更显迫切：一方面，由于自身发展的时间尚短且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非洲国家在赢得了政治主权后半个多世纪内并未真正赢得经济主权，仍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非洲的各种新旧矛盾不断被激活，进而导致重大的安全挑战。但主要由于_式思维和话语的压倒性优势，非洲的解决思路更多是_所提供的“安全第一”或“发展政策安全化”方法。[ 张春：《全球经济危机下非洲地区一体化的挑战》，载《非洲研究》2010年第1卷（总第1卷），第256-259页。令人欣慰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非洲政治家和知识精英正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强调非洲需要调整方向，通过“向东看”学习东方世界——主要是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并强调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首先解决发展问题。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秘书长阿德菲·卡姆布兹（Admore Kambudzi）博士在2012年5月22日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与南非国际安全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国—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亚的斯亚贝巴。] 其次，来自_外部大国的不当压力事实上恶化了非洲的发展环境。尽管国际体系的转型事实上呼吁_大国理性地、主动地减弱自身在国际生活中的不良影响，但事实恰恰相反。_国际社会迄今仍试图控制非洲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中非关系的发展。最后，国际危机的泛化使非洲的长期发展任务更为艰巨。在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其对非洲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非洲经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开放度比世界其余任何地区都低。[ 舒运国、路征远：《世界金融危机对非洲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3期，第5-6页。] 但随着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大多数人认识到，非洲再一次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Cindy Shiner, “Africa: Continent Needs Proactiv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Expert Says,” All Africa, 18 March 2010,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003180001.html, 2010-03-20.] （四）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紧迫性 由于上述三方面新形势的发展，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显得相当紧迫和必要，而这又为既有研究的明显不足所强化。的确，国内研究在如何理论性回应_批评、体系性设计中非关系未来战略方面明显做得不够，特别是系统总结和梳理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方面，仅有的少数系统性研究也多由外国学者完成的。 目前，国内外对中非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趋势性表现。首先，尽管多数研究持负面态度，但正面评价的研究正呈上升态势。其中，包括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在内的一些国际多边机构发挥了引导性的作用，同时_学者也开始出现积极的_。例如，世界银行对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援建作了较系统的研究；[ Vivien Foster, William Butterfield, Chuan Chen, and Nataliya Pushak,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非洲发展银行于2011年5月发表了一批报告，对中非关系的积极面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Jing Gu and Richard Schiere, “Post-crisis Prospects for China-Africa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No. 124 (May 201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Richard Schiere, “China and Africa: An Emerging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 An Overview of Issues,” Working Paper, No. 125 (May 201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Mary-Françoise Renard, “China’s Trade and FDI in Africa,” Working Paper, No. 126 (May 201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Richard Schiere and Alex Rugamba,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and African Integration,” Working Paper, No. 127 (May 201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Ron Sandrey and Hannah Edinger,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Working Paper, No. 128 (May 201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Jean Claude Berthelemy, “China’s Engagement and Aid Effectiveness in Africa,” Working Paper, No. 129 (May 201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多位_学者也试图讲出“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Ngaire Woods,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6 (2008); Deborah Brautigam, “China,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Architecture,” Working Paper, No. 107 (April 2010),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国内学者李安山也撰文为中非关系正名。[ 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其次，尽管仍有不少著述批评中非关系可能影响到_国家在非洲的良治、反腐、援助有效性等努力的成效，[ G. Le Pere ed., China in Africa: Mercantilist Predator; or Partner in Development (Johannesburg: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7); Serge Michel and Michel Beuret, China Safari: On the Trail of Beijings Expansion in Africa (Boulder, CO: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2009).]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非关系的积极外溢。例如，联合国就已开始讨论中非关系对于其他的新兴大国，如印度、土耳其、韩国等的影响，[ Office of the Special Adviser on Africa, Africa’s Cooperation with New and Emerging Development Partners: Options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中国学者也开始了相关探讨。[ 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三，尽管对于中国对非政策的决策、执行等仍有着诸多误解，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非关系的决策程序和执行过程，特别是集中关注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 Garth Shelton and Farhana Paruk,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Johannesburg: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8); 中国研究中心：《评估中国中非合作论坛承诺在非洲的实施并规划未来》，南非斯坦伦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10年1月；李伟建等：《迈向新的十年：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9期；李伟建等：《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评估与展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报告，2008年12月。] 总体而言，当前对中非关系国际贡献的研究存在三个重大不足：一是主动性不够，目前少有的较系统著述往往由外国人写就，受到的欢迎程度甚至大于国内学者的相似论著；二是战略性不够，鉴于外界批评更多集中于物质性的经济利益，由此而来的中国学术反应也就少有超越物质层面而达至战略乃至理论层面的；三是理论性和系统性不够，面对_攻击的日益理论化和系统化，中国的学术反应仍相对零散，缺乏理论性、系统性。这样，作者认为，应当建构一个系统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它必须超越传统的物质关切，既深入探讨中非关系的物质贡献，也探讨其战略意义和理论启示。或许更重要的是后两个方面，因为_国际社会一方面施压中国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试图尽可能降低甚至拒绝中非关系的战略和理论性公共产品。 二、中非关系的物质贡献 中非关系的物质贡献，是指这一关系对中国或非洲的国内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直接推动，涵盖中非双边关系的几乎所有方面，但最为核心的是经贸关系。事实上，_舆论也更多关注中非关系的物质层面、特别是其中的经贸关系，并尝试从更深刻的理论层面对其加以批评。例如，新近有人开始质疑中国的“双赢”政策，认为中国只有在确保“赢”的情况下才会行动，同时由于中国更强进而往往“赢”得更多。[ Robert Sutter, “Global Responsibility or Free Ri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Win-Win’ Principle for China’s Approach to Foreign Cris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aper presented for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2010.] 这一研究方法总体上不利于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因为它使得研究关注被不合理地缩小和简化，不仅忽视了中非关系的战略和理论性贡献，而且忽视了物质贡献内部的其他要素。因此，必须调整先前的针锋相对的“辩解”式回应，因为那样做有时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可能陷入_的话语圈套。 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非洲迄今仍是一个相对落后但同时充满多样化的大陆。从非洲发展的多样化入手讨论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将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观察。总体而言，非洲存在三种发展态势：一是危机状态，包括国内冲突和国家间冲突，各种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长期性社会危机或公共福利问题，等；二是转型状态，处于这一状态下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处于从冲突或危机状态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过渡时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维持和平与经济重建的双重任务；三是稳定状态，处于这一状态的国家更多需要巩固既有稳定和发展，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于非洲的特殊情况，多数国家往往同时处于两种甚至三种状态，因此探讨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完全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进而将中国的贸易、投资、援助、基础设施援建、医疗队派遣、维和部队派遣等根据其所发挥的功能予以分别讨论，而不是就整个非洲而论或仅就当前_所关注的如自然资源、石油等议题讨论，从而避免陷入_主导的话语陷阱。 （一）非洲危机态势的稳定力量 尽管已独立半个多世纪，非洲仍面临较为严峻的人为和自然危机、内部和外部危机，即使那些已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一贯支持非洲稳定危机或紧急态势的努力，成为非洲危机或紧急态势的重要稳定力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紧急性冲突或危机的调解，如对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和南北苏丹矛盾的劝和促谈努力，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索马里海盗问题；二是参与了非洲的长期和更多是自然性危机的缓解与应对，如长期坚持派遣医疗队帮助非洲国家应对公共卫生问题，为非洲提供各种类型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救援，与非洲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等。 基于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在非洲的危机管理和冲突缓解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以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为例。该问题大致在2003年前后开始显现；随着愈益增多的_非政府组织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上升，批评逐渐集中指向苏丹政府；由于中国与苏丹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也逐渐成为被指责的一方。达尔富尔问题之所以成为国际热点，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将其界定为“大规模种族屠杀”相关，尽管这一界定遭到联合国、欧盟、中国等的一致反对。联合国认为，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环境、气候变化等所加剧的种族间资源争夺战。[ UNEP, Sudan: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Nairobi, Kenya: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7; Jeffrey D. Sachs, “No Development, No Peace”, July 2007, Project Syndicate,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achs131.]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曾撰文指出，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更深层原因很可能是气候变暖。[ Ban Ki Moon, “A Climate Culprit in Darfur”, The Washington Post , June 16, 2007, p. A15.] 联合国的立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 少数_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利用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施压，使中国被动地卷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始终愿意充当苏丹与_的“桥梁”和“传话人”，“作为一个杠杆，以平等的方式向苏丹政府提出建议，促使苏丹政府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显示更多的灵活性”。[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网站，2008年3月7日，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412957.htm。] 基于对不干涉内政与发挥建设性调解作用二者的合理平衡，中国为达尔富尔危机的缓解和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主张政治解决，愿意并实际地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提供了调解努力。在该问题上，中国主张有关各方应着眼大局和长远，彼此尊重和照顾对方的合理关切，通过对话和谈判，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推动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 《胡锦涛同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谈》，载《人民日报》2007年2月3日，第1版。] 中国率先提出的维和与政治解决并行的“双轨战略”，对达尔富尔危机的缓解和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部署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达尔富尔问题趋于稳定，_国际社会的视野逐渐转向苏丹南北关系的处理，特别是落实2005年《全面和平协议》（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上。与达尔富尔问题一样，_国际社会又对中国在其中的可能作用表示关注。尽管有人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不支持这一进程，但事实证明恰好相反。正是由于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南部苏丹公投得以平稳进行，并最终实现了南苏丹共和国的独立与平稳过渡。就连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使莱曼也承认，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苏丹和平进程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联合国失望中国未拘捕苏丹总统 美国肯定中方表现》，凤凰卫视，2011年7月2日，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1_07/02/7394697_0.shtml。] 中国对非洲冲突的缓解与稳定贡献还体现在中国参与应对索马里海盗的国际努力上。2004年后，索马里的海盗问题迅速引起全球性关注；索马里海盗主要来自于东北部的邦特兰地区，并在距离摩加迪沙400公里的东北部城市哈拉德雷（Haradheere）设置了“海盗交易所”，海盗在出海前可在此设立“公司”公开向民众募资，入股方式从提供资助、武器、补给乃至人力，推动了海盗交易链的进一步形成。[ 《报告显示索马里海盗年获利千万美元》，新浪网，2008年10月3日，http://news.sina.com.hk/ ……（未完，全文共57354字，当前只显示13807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研究项目专题研究报告） 上一篇：_对非洲影响深化与扩大新态势 下一篇：中国对非经济外交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工具创新 相关栏目：群众团体 大学生 调研报告 综合论文 经验交流 计划规划 工作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