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党课: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党课: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同志们: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捍卫者。下面,我讲几点体会。
一、环境之“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_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形成了_法治思想,引领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为书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特别是随着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的不断健全,公安机关执法司法活动更加规范高效,人民群众尊法守法的意识显著增强,一些发展中的难题通过法治途径得以解决,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实现新飞跃。迈上新征程,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大国崛起的新挑战——“话语权之争”。“两个变局”激荡影响下,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秩序之争、规则之争、话语权之争。面对中国的发展崛起,美_不断升级措施进行打压遏制_,“以法制华”已成常态,无论是政治战、贸易战,还是金融战、科技战,本质上都是利用其掌握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向我施行霸权主义。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也为*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势必还会遭遇霸权制裁、贸易受阻等问题,也会面临海外利益保护、打击跨国境犯罪等涉外法治问题。我们必须用好法律这一和平时期的有力武器,立足*特殊省情实际,加强涉外法治和人才队伍建设,坚 ……(快文网http://www.fanwy.cn省略1289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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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践之“问”
    从公安机关的实践感受来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省依法推进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五问”:
    一问:为什么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而各类矛盾不断增多?近年来,通过扫黑除恶等一系列专项治理,省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刑事发案降至近13年最低,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类社会矛盾显著增多,2023年全省共接报矛盾纠纷类警情26.4万起,较2019年上升176.7%,民事诉讼案件大幅攀升、信访案件持续走高,并呈现出多元化、尖锐化、复杂化的特点。比如,历史遗留问题大多难以解决,涉及退役军人、民代幼教师、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方面问题时间跨度长、牵扯范围广,许多诉求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相关利益_反复上访,给_工作带来很大压力。再如,发展衍生矛盾爆点多。受经济下行和三年疫情等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风险点增多,多家企业相继爆雷,地方债务风险抬升暴露,涉众投资、新业态从业、房地产领域等利益诉求_恐慌焦虑,_意愿强烈,稍有不慎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影响_乃至_全。*作为欠发达地区,一些新老问题叠加涌现,公安机关共收集预警的各类涉稳_线索连年增长。又如,个体恩怨容易走向极端。当前,群众个体矛盾纠纷点多面广、数量庞大,主要集中在家庭、婚恋、邻里、借贷、劳资等方面,特别是因陋习滋生的婚恋纠葛更具隐蔽性,容易激化引发“民转刑、刑转命”案件,近五年全省80%的命案都是由此引发。这些问题一定程度反映出,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很明显,社会治理还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节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仍停留在表层治理、被动治理、单向治理等粗放式阶段。
    二问:为什么严格依法履职也会造成社会积怨?在行政执法和服务管理工作中,时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明明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却引起群众投诉、行政复议甚至上访。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公安机关和相关单位履行职能时只考虑“文本法”,没有顾及群众的“内心法”,让群众“心不服”“气不顺”。比如,理念上机械死板。有的干部民警在工作中生搬硬套法律条文,只注重法律适用环节,不考虑主客观因素的统一,不考虑当事人的紧急特殊情况、合理诉求申辩,对生活琐事引发的打架纠纷,不管情节轻重,一罚了之、一拘了之,工作虽然结了,但群众的心结没有解开,反而造成矛盾激化、关系恶化。再如,方法上简单粗放。有的公安民警在办理案件时图“省事”,搞“一刀切”“和稀泥”。办理打架斗殴案件,不深入调查,片面坚持谁受伤谁有理、谁伤重谁有理或者“各打50大板”;有的对处罚结果不作解释,当事人不明白“为什么他拘5天,我拘7天?”,质疑公安机关的_裁量权;还有的在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经常一抓就几十人上百人,但真正批准逮捕、移送起诉的没有多少,这种大抓大放既消耗警li资源,又导致不捕、不诉率显著上升。又如,措施上用力过度。一些刑事司法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刑事政策不到位,在人权保护、柔性执法上做得还不够;有的执法办案不顾常理情理,很难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还有一些专项行动中,对同一情形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置标准明显严于平常,往往顶格处理。这反映了干部民警法治理念树得不牢,一些工作看起来符合法定要求,实则忽视偏离甚至曲解法治精神和立法目的,人民群众感受不到法治的善意,从而影响政府公信力。
    三问:为什么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不强、热情不高?近年来,党委政府主导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但公安机关工作中发现,一些群众主动参与群防群治的意识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造成“政府在干、群众在看”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政府和社会群众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准,参与社会治理的比重失衡。比如,政府主体“管理者”姿态放不下。省的社会治理形式依然以行政管理为主,对社会问题的责任边界把握不到位,习惯将自身置于“管理者”的位置,唱独角戏、包打天下,出台相关政策时更偏向管理而非治理、更重视限制而忽略协调,制度化渠道供给不足,没有为社会和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留下足够空间。又如,社会大众“旁观者”心态甩不掉。省人民群众整体法治素养还不够高,加之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大部分人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仍停留在期待政府全盘兼顾的思维定势中,习惯依赖政府相关部门,有事找政府、找警察的观念根深蒂固,村社自治组织不健全,微治理、微服务等渠道不通畅,社会治理的“全民氛围”尚未形成。这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定程度还停留在以政府单向管理为主的“法制”阶段,相关职能单位现代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树得不牢,组织统筹协调、动员群众的能力不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合力还未完全构建。
    四问:为什么法治制度体系相对完善而依法治理不及预期?近年来,从党中央到地方条线,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制度机制趋于成熟,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有制可循的问题。但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治理实践和顶层设计还有一定落差,影响了整体工作质效。比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还有差距。一些地方和单位部门对考核权重较高事项抢先办、投入力量大,对考核权重较低的事项重视不足、推进滞后;有的地方因政府负债率过高,设置罚没款指标。基层公安机关反映,有时为了追求战果,到处抢案件、抢抓人,不惜违规异地办案;有的为了控发案,对一些危害不大、损失较小的侵财类案件,对当事人进行迂回劝退;还有的对上级督促或者领导过问的案件就加快进度,没人督促过问就“磨洋工”,个别案件几年时间破不了,上级督办后一周即破。再如,单打独斗问题依然突出。各级各部门都成立了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但有的统筹作用发挥不明显,相关成员单位之间工作联动不紧密,对下也缺乏针对性的督促指导。有的事项牵头落实难,牵头单位往往成了“磕头”单位,司法部门反映,综合协调等机制失灵,法治建设“大合唱”变成了“独奏曲”。又如,务实担当还有待加强。具体表现为“四易四难”:即指令性工作易落实,指导性工作落实难;突击性工作易落实,经常性工作落实难;有形的工作易落实,无形的工作落实难;见效快的工作易落实,见效慢的工作落实难。一些情况复杂案件常常出现“空挂”、久 ……(未完,全文共8350字,当前只显示3350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党课: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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