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党课:从"狱中八条"体悟党员干部的信仰情怀
党课:从"狱中八条"体悟党员干部的信仰情怀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一份十分特殊和特别的文件。这就是被后人称为“狱中八条”一份文件。这是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共同讨论形成并通过脱险同志向党提出的一份意见建议,即《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一、“狱中八条”的来由和历史
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烈士在狱中坚贞不屈,与敌人英勇搏斗,尤其是明明知道随时可能牺牲,但仍然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白色_的环境中用血与泪集体谈论并由幸存者写出的这份《报告》,充分反映了解放前夕重庆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报告》共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7个部分(现存的只有第一、二、三、七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其余部分的内容和去处,由于报告作者罗广斌死于“_”初期而成了断线的悬案)。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部分,约3000多字,现被总结概括为“狱中八条”:①防止领导成员腐化;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③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④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⑤切勿轻视敌人;⑥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⑦严格进行整党_;⑧惩办叛徒特务。透过《报告》我们可以感到,这是即将牺牲的烈士们在直面死亡之际,仰望黎明的曙光,争取活着,准备死去,满怀豪情,慷慨激昂,用血和泪凝结成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是向党说出的“心里话”。这些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那么,“狱中八条”是谁起草的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当时,由于《挺进报》在发行上的激进性、对民众的鼓动性,遭到了国民党_派的重点破坏。档案材料显示,有一天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办公桌上收到的“朱绍良主任亲启”信封中取出 ……(快文网http://www.fanwy.cn省略1431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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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突出的典型:刘国定,1938年入党,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就是这位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变节后向国民党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悟(江姐的爱人)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等等,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以及罗广斌、江竹筠等一批共产党员,其最大的“功劳”是,直接帮助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叛变后,刘国定被国民党军统局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授予上校军衔。再看冉益智,1938年入党,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被捕前,党内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讲话思路活跃、条理清晰、引经据典、见解独到,许多下级对他的崇拜程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已经到了追星族的水平。被捕后,为了让特务认识到他的价值,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等材料,因为“理论水平高”,在特务训练班上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位中共地下党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整个重庆地下党遭受“刨根灭顶”式的破坏。我们看,这就是失去了主义、背叛了信仰的党员干部。所以,《报告》最后总结认为:四川地下党“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
    第二条,要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为什么重庆地下党组织会出现极少数领导干部叛变,而不少基层党员却坚贞不屈的情况?烈士们既分析了客观原因,也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地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
    与极少数叛徒相比,狱中革命烈士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是由于他们具有“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革命气节”。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革命者,党的先进性从内心征服了他们,使他们由此爆发出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气节”,许多英烈在临刑前做到了“临难毋苟免”。死且如此,何况严刑拷打!那么,这种革命气节是如何培养的呢?许多被捕的革命志士入狱后仍坚持学习,坚持过组织生活,并在互相鼓励中坚持了本来就有透彻认识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坚持了革命的气节。胡其芬,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被捕后不久,就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学习,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在被叛徒出卖关押的20多名女性中,没有一人当叛徒!而反观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则直说自己“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入狱8个月后,主动跑到特务面前“坦白情况”。我们看看李文祥在解放后为自己辩解的嘴脸,“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干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如果我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这就是在胜利的前夜,我们的一名党的区委书记的内心。这是教育不够的结果,是思想不纯、理想不坚、信仰不真的恶果。
    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地下工作中,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因此,《报告》提出:“下级干部一般比较纯洁、热情,但斗争经验不够。始终崇拜上级,迷信组织,以为组织对任何事情都有办法,把组织理想化了。加上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更使下级干部依赖组织,削弱了独立作战的要求。”以至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条,是叛徒、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给烈士们上的一堂反面课。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许多重要人员,同时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要中校军衔未成,以授予少校成交。前面我们说过,冉益智道貌岸然、口才很好,大讲革命理论革命气节,在为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他大谈特谈革命气节。然而就是这个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与中共重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谈话还强调气节问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被捕后他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猷。
    鉴于此,狱中同志们讨论了如何看待组织的问题。江姐说:“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也有同志分析地更加透彻,“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烈士们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理想、对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这是先烈用血写下的教训。
    当然,对这一条,我们要站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去认识,这是特殊的斗争形势、斗争要求带来的,而不能在这个上面也犯片面主义、教条理解的错误。这里多说两句,我们党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我们要坚决看齐追随;我们也常说,作为革命军人、党员干部,我们要胸怀远大理想、始终坚定信念,但实际工作中 的“理想主义”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条,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烈士们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句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白区的“隐蔽”政策搞右了;后半句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后,逐步调整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要求“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谈判破裂,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机构撤离重庆后,地下党本应处于绝对隐蔽的状态,然而川东临委违背了“隐蔽精干”的工作原则,不切实际地高估了革命发展形势。尤其是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向前发展时刻,川东党组织先后发动了下川东、上川东和华蓥山地区等县的3次武装起义,均因敌我力量悬殊,3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重庆是什么地方?抗战时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陪都,对我们党来说是白区,群众基础相对薄弱,有正确的斗争路线、斗争方法和斗争策略十分重要。事实也证明,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斗争获得胜利的前提,否则,一切不合实际的盲目蛮干,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惨重的。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烈士们提出,四川地下党的一个教训是“没有认识敌人是有若干年统治经验的__,对于特务存着:‘是什么东西?’的看法,没有知道特务机构是统治的核心,是最强大的敌人。”从重庆地下党组织开始破坏起,特务学 ……(未完,全文共10300字,当前只显示3719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党课:从"狱中八条"体悟党员干部的信仰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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